时下有一个很热的词叫“乡愁”.
因为它赫然出现在党中央的文件中。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明载：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。
看来乡愁是用来记的，这也触发了我的心事。台湾诗人余光中说乡愁是邮票、是船票……，而我的乡愁呢，竟是这一堆陈芝麻烂谷子。
一、浩荡长江出川之后，一路东行，在汉口龙王庙与汉水交合，便折而向南，一直到九江，再转头向东。我的家乡武穴就在九江上游50多公里处的长江东岸，地扼吴头楚尾，镇守鄂东大门，历来是鄂、皖、赣“三省通衢”之地。
武穴原称广济县。初为永宁县，并入过蕲春县。唐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因与河南永宁县同名，唐玄宗亲自取佛语“广施佛法，普济众生”之意改名广济县。直到1987年10月撤县设市才改为武穴市。为啥不改为广济市？后来听家乡领导解释，广济市听起来像庙名，不得已才以县城名为名。
武穴秦时为邬家阅，唐号武家阅，元代更名为武家穴，后演变为武穴。武穴港是长江十大深水港口之一，1949年 5月14日，林彪四野发起渡江作战，在武穴至团风一线，雄师强渡，势如破竹，蒋家王朝土崩瓦解。
这是我最早从历史书上读到的武穴。其实我家和武穴关系不大，他们是城里，我们是乡下。我们那个小垸子叫“城外”,地图上叫“城脚下”.听着好像有“皇城跟儿”的感觉，但这个城，不是城市的城，而是城墙的城。相传西汉开国元勋樊哙曾在此筑城，原先村后有一道两三里长的土堑，明显高于四周田野，北端有一个土堆，说是哙王女儿的梳妆台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是我们垸后面背靠一座蜿蜒的小山，全长一公里许，没有山峰，山那边有一个垸叫城里，由此猜想，这座前后一般高的矮山梁子就是“城”么？
但无论如何，这“城脚下”应该是有些渊源的。不远处斗笠山上有座南溪寺，据说是为纪念三国时孙吴大将甘宁甘兴霸而建，甘宁战死于吴蜀夷陵之战，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都有因他而设的庙宇。
二、我也没有出生在“城脚下”,而是在离“城脚下”三、四里远的湖边小街：官桥。
父亲是孤儿，两岁没了娘，10岁没了爹，至今爷爷奶奶的准确归宿地，他也不清楚。我们请好几个风水先生也没看明白，因为先生们意见不一致，一人一个说法，让我们无所适从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父亲跟师傅学篾匠，师傅作主，介绍亲戚的大女儿嫁给了他，他们在武山湖边官桥结的婚。母亲生我时还不满18岁。因为她的生日是农历11月22,而我是11月初八，换成阳历是12月26,和老人家一天。
对于那时的官桥，我没有一点记忆，因为三、四岁时，我就回到了父亲的老家“城脚下”.后来师爷告诉我，小时候我也是个不省心的主，官桥街上有一家油条铺，我经常领着小伙伴们去“分油条”,油条铺老板便悄悄记上帐，黄昏再跟家里大人结帐。
我搬回来时住在三爷爷的隔壁，一间正房，一间厨房，只记得正房有一个摇篮，我成天在摇篮边“摇弟弟”,母亲接二连三的生弟弟，我就接二连三地“摇”不完。当时的“城脚下”由三部分组成，东边刘家、畈上柯家还有本部张家。因为本部张姓相对多些，所以“城脚下”还有一个名字叫“城外张家”.听说我们胡家还有隔壁村塘西杨家一部分原来都住在畈上， 1954年那场着名的大水灾之后，畈上人才陆续搬到本部来，这里地势明显高些。
柯家是最后从畈上搬过来的。我记得那里有大片的蚕豆地，还记得自己坐在地沟里哇哇大哭，大概是被弄丢了，隔壁王寿垸的大人把我捡了去，又被父母找了回来。
畈上增广叔的儿子，我们叫胜超哥，是我幼时崇拜的偶像。他是垸里最早上中学的孩子。他在猪窝里用手电筒放“电影”（其实是放幻灯片），大家都觉得神秘极了。他家后来搬到我家隔壁，成了我们多年的好邻居。他家盖房子的时候，他们班主任张老师还带着许多同学们来帮助搬砖，我觉得胜超哥很有能耐，很荣耀。有幸的是这位张学先老师后来也成为我的中学班主任，还是我写毛笔字的启蒙老师。
胜超哥家有一位亲戚和我家亲戚邻村，过年时我们常常结伴去拜年。拜年路上他喜欢讲一些故事，有一次讲一个长长的故事，一个英国水手长的故事，有点儿恐怖。我用心听，听一遍我就记下了，也给别人复述了好几遍。
三、我是五岁半上的学。小时记忆力好，听大人们开会，不认字就会背几句《党章》，第一章总纲如何如何。
那时大队没有小学，我开始上学是在刘家中怀叔家，垸里的几个孩子都在那里，老师是王子寿垸的王木映老师，他常年吸旱烟，上衣右边口袋外边有一个明显的圆形烟丝盒印记。中杯叔参加过襄渝铁路建设，他家墙壁上贴着一张建设指挥部的奖状，标准隶书写的，我觉得很漂亮，百看不厌。
我学会的第一个字是“毛”字，估计那时全中国所有的小学生学习的第一个字都是“毛”字，因为紧接着要学的是“毛主席万岁”.以至于到现在一写到“毛”字，都有回到童年的感觉，不信你用铅笔在方格里一撇一横一横再竖弯钩试试，保证能让你一下倒回几十年。
后来我又在王寿垸上过学，在城里垸路边“公屋”（生产队仓库）里也上过。三年级才搬到大队小学，郭兴邦垸后面山边一纵一横两排房子。那年“6.1”儿童节前，我带上了红领巾。那一天阳光格外灿烂，是我的童年记忆中极少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暑假，妈妈又生了妹妹，我们兄弟4个终于盼来个妹妹，这是我们家最高兴的事情。并且妈妈月子里，我们也跟着有些好吃的。但乐极生悲，我在家门口的树上挂“柴火”时掉了下来，当时摔昏过去了，糊里糊涂中还做梦，说是别人家的孩子摔下去了。父亲那会儿在武穴船业社做工，隔壁喜尔哥他们用凉竹床翻过来把我抬到县人民医院。抬到官桥街上的时候，他们临时歇歇，把我放在地上，汽车走过时，声音很可怕，就像要从我身上辗过一样。在医院住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出院了，在家躺了一个月，姑妈、外婆都来帮忙照顾，喝了一个月“消肿散”,幸好没留下后遗症。
小学课文里有“刘文学勇抓狗地主偷辣椒”的故事。我也写作文说我垸的地主婆秀尔娘偷辣椒，这事不知道怎么传到秀儿娘的耳朵里，她来学校找我论理，我在教室的窗户里看见她来了，心里说“坏了”,可她跟老师说找胡大宝（垸里人都叫我大宝，许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的大名），老师说我们这里没有胡大宝，她将信将疑地走了。
事后我很后悔，不应该这样编排她。她家就在我家后面，两间小茅屋里挤着一大家子人，日子很拮据。我们两家关系很好，尤其是秀尔娘和母亲很亲近，父亲在县城做工，秀尔娘经常晚上来陪她说话聊天，她们睡在一张床上，她还教母亲唱《梁山伯祝英台》、《增广贤文》等。我住在母亲后房里，听多了也会唱一点。我从小就喜欢这些，后来跟锦松哥的老婆杏花姐一起放牛，也学了一些民歌民谣，如《梁祝》里的“十送”“十绣”等。
秀尔娘有5个儿子，我跟她家老三最好。三哥小时会几套拳脚，很机灵，因为成份不好，常年被村干部们“揪着”,所以总觉得很受屈。他喜欢胜超哥的妹妹爱珍姐，又不敢明说，经常让我递口信，但那个年代，漂亮的爱珍姐怎么会看上地主儿子三哥？即使她看上，家里人也不愿意。三哥很苦恼。过年大伙都很高兴，他却闷闷不乐，问他为啥？他说过一年大一岁，找媳妇更难了。
有一个夏夜，他睡在我家堂屋的大铺上，约好半夜去偷瓜。想着生产队栽瓜看瓜的是我三爷，抓住了也无所谓。到瓜地里，分不清生熟，见了白的就摘，摘到我背不动了，我小声喊： “三哥走吧，差不多了”.回来的路上，三哥责怪我很不成熟，哪有做贼当场喊人的？第二天，小姑陪三爷上街看病，要我帮着推车，三爷一上车就发现问题：“车上怎么有这么多生瓜”?原来昨晚偷回来的瓜都放在架子车里，还没来得及换地方。
后来三哥一家搬回杨家小垸了，地主帽子也摘了，三哥娶了漂亮媳妇，生了儿子。现在在深圳跑运输，有时过年回来见见面，偶尔打打电话，但一接上腔就说不完，说说笑笑真的很开心。
四、小时候最期待的事情是“上街”,武穴街就是我们心中的“天堂”,大人说明天上街，这一夜准睡不着，巴不得天亮。
街上解放食堂两角钱一碗的海带汤让人喝了当时血往上涌，头晕晕的，晚上回来立马不起夜，一觉到天亮。还有国营食堂一角钱一碗的清汤（馄饨），向阳食堂三角钱一份的粉丝肉片汤加几片西红柿，让人现在想起来还馋馋的，满嘴生津。
虽然父亲就在街上，但很少有上街看父亲的机会。母亲给我上街的理由大多是跟垸上人一块上街卖东西。跟银姣姐还有垸里的大姑娘们一起上街卖辣椒，挑十几斤辣椒走15里，到县城天才亮。后来姑妈知道了批评母亲要不得，不怕把孩子腿走坏了。但我却很兴奋，第一笔买卖做成了，7分钱卖了一斤辣椒，就赶紧到对面买斤西红柿吃。第一次生吃整个的西红柿，真美。卖完辣椒后，到刘家巷船业社找父亲，父亲听说我来卖辣椒，还买了西红柿，开心的笑了，留我在他宿舍住一晚。父亲睡的是铁板床，父子俩挤在一张单人床上，我一动铁板就响，我生怕父亲吵我，一夜不敢动。
还有一次上街卖蚕豆。母亲头天晚上把泡好的蚕豆装在篮子里，教我五分钱一茶缸。我装一茶缸总要在篮框上磕一下，这样就不满，还得再添点才够，母亲说千万记住别磕了。但第二天，我还是忍不住要磕一下，所以我卖得最快，垸里一起去的人还剩很多的时候，我就卖完了。
卖得最多的是父亲的作品：斗笠。和父亲的徒弟一起到邻近各村卖斗笠是常有的事。说是卖，其实是赊，谁家拿走了斗笠，记上帐，年底再逐一去讨钱。
本来是理直气壮地去要帐，怎么就变成“讨”了呢？时间长了就知道，这个“讨”字把家乡手艺人的辛酸概括全了。天寒地冻的，为几块钱，去人家家磨半天，不是讨是啥？有的跑好几次人家还不给。特别是下大雪，别人家的孩子躲在家里烤火，而我还要跟着徒弟们去“讨钱”,腰里别把“刺刀”（父亲的徒弟用竹片削的），边走边扯着嗓子喊“穿林海，跨雪原……”,显得很豪迈，实际是没办法，讨不回来钱，父亲脸色就不好看，因为年前要不来，开春就更难要了。
五、父亲的手艺让我家的日子算是过得去。
那年月大伙都穷，我们垸一个工（男人干一天的工分，算十分。妇女干一天七分，小孩只有四分）只值一毛多钱，到年底生产队分红的时候，家里孩子多的，大部分都超支，即一年干活挣的工分折算成钱还不够买口粮，差多少就超支多少。
我们家每年都超支，每年年关生产队分红的夜晚，父亲总是用手绢包一包钱交给会计，别的进钱人家还等着这些钱过年呢。
年底能进钱的只有少部分劳力多孩子少的人家，大部分家庭都是超支挂帐，平常则是靠卖鸡蛋换点零用钱。自留地本来就不多，能卖点菜也是从自己碗里省出来的。
但孩子们有孩子的办法，他们大都会捉黄鳝。我也卖过黄鳝，但那都是弟弟们的劳动成果。我生来不会弄黄鳝弄鱼。有次放学回来，见田里一条黄鳝躺在那里，便抓回来，二弟看都没看，说那黄鳝肯定是病了，三弟一看，果然病得不轻。
我喜欢和伙伴们在河道里“竭泽而渔”,拦起一段河道，打一道临时坝，用脸盆、水桶拼命往外舀水，把拦住的那一段水舀干了，鱼、虾、黄鳝之类就自然悉数入篓。再往上面打一道坝，往下边“解水”,可以省一半力气。我的工作大多是看住坝，别垮了，相当于“望风”之类的活儿。
这时候我就特别佩服小舅。小舅智商有些欠缺，在同一间教室里读了6年书，终究没升上二年级。但小舅在捞鱼摸虾方面灵动得很。外婆家养了一群鸭子，全靠小舅逮青蛙喂大。我跟在小舅后面，他大老远就能听出青蛙的位置，并且准确判断青蛙逃命的方向，然后一个箭步扑上去，十扑九中，很少脱手。后来小舅跟人学打井，也非常精到，他从不计算，但井口挖得特别圆，井筒修得特别直，还一个人坐在深井里悠闲地吸烟。是我不让他打了，一是害怕会出事，二是他不会算帐，问他打一米井多少钱？他说25,打10米多少钱？他说230,越深钱越少，这井确实不能打了。
本世纪初，我把小舅介绍到郑州一位老乡的饲料公司打工，一打就是十几年，每年有三两万元收入且吃喝不愁。每到年节，我们兄弟都郑重其事地带着礼品到公司看他。但这几年小舅不太想干了，逼问之下，他说出了一个社会学家的永恒命题：我不知道这样干下去有什么意思？
小舅真把我问住了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快50的人了，没老婆，也没孩子，为谁干？这确实是一个问题，也是我此生的一大憾事。尽管为了给小舅张罗媳妇，我不止一次请人说合，光茶饭都不知赔了多少回，每一次小舅都很期待，每一次结局都一样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莫非真让父亲说中了，小舅就是单身命？
今年我力主为小舅在村前塘边盖了一处新房子，原来的房子长时间无人打理，破旧不堪，堂屋里长树竟然把瓦都撑坏了。姨父很用心，把新房子弄得像模像样的，我回去又和母亲、姨父一起上街帮小舅买家具、电器，应有尽有，一切全新。几天后小舅打电话跟我商量家具的事情，我告诉他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不用操心，小舅很爽。但愿小舅今年过年过得开心些，但愿小舅此生有一个好归宿。
六、小时候日子苦，经常没油吃。生产队每年菜籽下来的时候，每人一斤油，半年都不够，所以还有半年便是没油的日子。
上中学的时候带菜到学校，没油的四季豆母亲盛一大碗，多是多，但一点味都没有。有一次放学回来，母亲炒包菜，觉得特别好吃，母亲说是父亲把生产队挑油的桶带回来了。
那时候最喜欢垸里谁家生孩子，全垸人都去吃面条，新鲜的肉汤浇进刚出锅的面条，好吃极了。再就是盼着生产队死牛，全垸人也可以饱吃一顿。
农忙时生产队集中做饭，各家送米去，自己加好水。开饭时大多都是满盆的稀饭，盆里照见碗，碗里照见人，一荡一荡的，端都不好端，把负责煮饭的大姑累得满头大汗。偶尔谁家蒸一盆干饭，大家都眼馋极了。冬天参加水利建设（家里人叫“挑坝”），挑一晚上，队里分一盘干饭，再加一碗冬瓜汤，感觉很享受。但许多人把汤喝了，米饭却舍不得吃，留着带回家给老婆孩子们。
天干或青黄不接的时候，经常没菜吃。母亲就煮海带，我们都在海带里找肉，母亲说哪来肉啊。没肉的海带真难吃。
遇到阴雨连绵的季节还动不动没柴烧。山上的杉树枝没等黄就被人整下来，刚挖的树蔸也往灶里塞，恨不得把头伸进灶窟窿里吹也烧不着。有一次我干脆“罢工”,不做饭了，上床睡觉！睡到半夜，二弟摇醒我，叫吃饭，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二弟是怎么把那顿饭弄熟的。
所幸那时父亲不在家，省下他的口粮贴补全家，加上母亲会打算，所以家里从未断过粮。但许多人家都遭受过少粮的磨难。有一次上学的路上碰到外婆，外婆掂一篮萝卜，送给她的娘家。她递给我一个萝卜，站着不走。我问她还有么事，她说要看着我剥萝卜。我剥下萝卜，外婆把萝卜皮装进篮子里走了。望着外婆的背影，我的眼睛都湿了。
中学离外婆家很近，有时候母亲让我传话或送点东西给外婆，外婆总是先下碗面条给我吃，然后她们就着面条汤煮剩饭，我们叫“汤饭”.有一年外婆病了，妈妈让我上街买瓶罐头给外婆，不知怎么罐头被摔到石头上，毛巾蔸里只剩橘子，甜水全没了。我只好硬着头皮给外婆送过去，外婆没有怪我。后来母亲知道了，好一顿责骂，外婆很心疼。
七、苦归苦，活还得干。
我喜欢一个人整菜地。先挖一遍，再梳一遍，把大坷垃梳到沟里，拍细，再弄到地垅上，老家人叫菜园方。我弄好的菜园方平平的、细细的，像艺术品，弄好后自己很有成就感，经常得到母亲的夸奖。
母亲是属鸡的，父亲常说属鸡的“赖得摊”,就是干活特有耐性。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在菜园里浇水，一直浇到月亮下山。冬天她带我到田里“捡谷”（生产队收完稻子后有一些遗漏），捡到太阳偏西还不回家吃中饭，我也问出了小舅的“命题”,我们为什么要“捡谷”?母亲说为了冬天能吃饱肚子，我说现在我都饿得呱呱叫怎么办？母亲无语，那回家吧。
那时候最羡慕有奶奶的人家，可以按时吃饭。母亲常年在田里、地里，忙完公家的再忙自己的菜园，一年四季都在忙，家里做饭倒是可有可无的事情。所以，放学回来书包一放赶紧做饭，就成了我的“作业”.开始没有灶台高，提铁锅经常要搬櫈子垫脚才行。有一次煮好饭后，把饭放到地上，没注意让猪吃了，母亲回来好一顿责骂。
家里兄弟姊妹多，父母压力大，干活挨骂是常事。有一天凌晨，父亲让我们跟他一起去打场，我和二弟牵牛绕场转，好睡觉的二弟本来就没睡醒，转着转着又快睡着了，牛拉屎拉到稻子上，惹得父亲勃然大怒。
大人留给我们的除了害怕，还是害怕。上初中时有一次在机车下供销社前，垸里的小伙伴摇手扶拖拉机，我帮着拉三角带，不小心把左手夹到三角袋里，结果无名指弄断一节。我把“断指”捡起来用纸包住装进书包里，也不敢给家里大人说。上学的时候用带子把手吊上，这样不痛，放学回来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半个月后，书包里的“断指”完全干了，母亲才知道我手指残缺，问我是怎么回事，我支支吾吾地也不敢明说。
那时最高兴的是去姑妈家。姑妈家在武山湖边的廖祥垸，比我们“城脚下”大多了，分前山，后山。虽然离我们家很远，要走大半晌才能到，但上姑妈家是父母最大的恩典。姑爹姑妈没孩子，特别疼爱我们，我童年的幸福时光几乎都是在姑妈家度过的。可以不干活儿，可以自由自在地看书，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责骂。
姑妈特别会做吃的，快臭的鱼也做得很香。村里干部派饭常派到她家。姑妈家有一张小方桌，被擦得红红的，溜光发亮。夏天，别人从田里干活回来的时候，姑爹把小方桌端到门口，端上几样饭菜，和那些一身泥一身汗、扛着家什从身边走过的劳力相比，这家老小的日子很悠闲，很惬意。
吃完饭就上山搭铺，那会儿大家夏天都在山上乘凉。说是山，其实是村头一个地势高的平土坡，靠近湖边。山上有两棵大松树，凉风吹过，松涛阵阵。白天许多五颜六色的蜻蜓在山上飞来飞去，像是蜻蜓在“赶集”.黄昏时分，垸里大人、小孩都往山上搬櫈子、门板、被褥、枕头，铺上就睡。上点年纪的妇女大多光着上身，山上便成了“乳房展示会”,看来看去，还是姑妈的最好看，那是我心中最初最美的凸弧。
姑妈还有一个侄孙子叫廖肃清，大家都喊他清尔哥。那是我崇拜的第二个偶像。开始他是大队小学的民办老师，他懂得真多，三国、水浒、红楼梦，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如今，没有他不懂的。只要他在的场合，都很热闹，大家肯定瞪着眼睛听他讲。
我考上武穴中学的时候，清尔哥考上了广济师范，那是我们县的最高学府，很多农村孩子都很向往。姑妈来看我们俩，在他学校住了两晚上，又到我的学校住一晚上。考大学那年，清尔哥问我准备考什么大学，我不加思索说考武大吧，想着他会笑我说大话，可他却坚定地说：“相信我宝能考上！”让我倍感温暖。
清尔哥后来当了家乡两个中学的领导，儿子女儿也很有出息，儿子在郑州工作，清尔哥也经常来河南，到老了还是很健谈，有很多事情，比如说红楼梦里李纨为什么叫李宫裁，我还得请教他。
八、每个人童年都有梦想。
我的梦想非常可笑，想着自己要是周总理的孩子就好了，我就在垸西边的大树下盖一幢两层小楼，里面就住着我自己，楼里有一张乒乓球台，我想不让谁打就不让谁打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，最好是天天有鸡蛋皮煮粉丝吃……因为在学校里打乒乓球老被人欺负。学校乒乓台少，学生多，打乒乓球有一个破规矩叫“考资格”,排队排半天轮上你打一回，打一个球考不上资格，就让你下了，又去排队，心里特别不服气。本来练的机会少，打不好，再加上心里紧张，自然就是上去就下来，还老被人耻笑。鸡蛋皮煮粉丝是我心里最好吃的饭，因为姑妈做这个最好吃。
有一次上学路上，见隔壁垸两个年轻人在路上骑自行车，他们翻身上车的身姿潇洒极了，一会儿衬衣就被风吹得鼓鼓的，我想我将来也得让风把衬衣吹得鼓鼓的。
那年冬天，有一位同学在公路上被汽车轧死了。接连几天，都有警察找到我，询问当时的情况。他们在路面上量来量去，嘴里还说着“正常行驶路线”等专业术语。那会儿我就想，交警很神气，所以考大学报志愿时我不假思索就报了法律系。
初中毕业时县城人突发奇想，武穴中学第一次从全县农村招100名学生，我们官桥中学只有我和陈友弟等4名同学考上。刚上武中时，有些不适应，一是县城孩子老说我们是乡下人，自尊心受到伤害；二是小学到初中的许多同学都到大金高中读书，我的发小波伢、治伢也在大金高中，自己在这里很孤独。所以母亲来看我时，我哭着要转到大金高中去，母亲劝了好半天才让我稳住。
慢慢地感觉倒好些了，因为考试多了，我扬眉吐气的时候也多了，每次考试我都是全校文科班第一名，让那些城里的同学刮目相看。在同学中我也有些发言权了，我要求他们不能再说乡下人，实在不行说农村人也能接受，现在想来真有些岂有此理。
由于记忆力特好，别的同学历史地理书上划上一道一道的，特别是那些复读生更是划得连自己都看不清楚哪是重点，而我的历史地理书几乎都是新的，该背的不该背的我都背下来，甚至注解也用心地记，考试前我只要温习一遍就行。数学我也很认真，高一时教数学的陈老师板书相当严谨，黑板一幅一幅地用，从不在黑板空白处乱涂，等号用尺子画。我学会了，任何时候数学卷子都清清爽爽，等号两横直直的像尺子画的一样。
高考那年，分数线是383分，而我考了433分，全县第一名，高出第二名26分。老师让报清华、北大，我说太远，路费太贵，还是报武大稳当些。有同学说你语文好，学中文吧，我说一辈子靠写文章卖饭吃太累，还是报了法律。
大学四年级到长沙法院实习时，才发现自己不是当法官的料，心太软，谁说的都有理，判谁输都不合适。并且法官也很累，一个案子接一个案子，永无消停的时候。所以毕业时还是到了报社，还是靠写文章混饭吃，一辈子跟“本报讯”掰扯不清。
现在应该说除了当交警，所有的理想都实现了。在郑州住的是两层楼，在信阳自己一个人也是两层楼，信阳体育局还送来了乒乓球台，郑州杜哥又送来了自动发球机，自己经常对着机器打，水平也有所提高，现在要“考资格”估计问题不大。只是不能想不让谁打就不让谁打，除了司机，想让谁打谁还不跟你打呢。鸡蛋皮煮粉丝自己也经常做，但无论怎么都做不出姑妈的味道。
小时候母亲说，街上的楼房有一间是我宝的就好了。为这，我在武穴街上买了一套房，十楼电梯房，紧挨江堤，站在窗前，江面上船来船往一览无余。装修好后，母亲不愿去住，给他们一套钥匙，他们也只是偶尔去打扫一下房间。
九、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幸运。
父母没有给我充裕的经济支撑、显赫的家族背景，能把我们拉扯长大并尽可能地多读些书，已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。但他们给了我极好的天赋，上学时学过的古文全会背，毛主席诗词几乎都会，以至到50岁了，还能强记《大悲咒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滕王阁序》。
然而，除了背书，父母给的发挥得不够。写字不努力，拉二胡也不努力，或许是记者浅尝辄止的劣根性使然，干什么都不精，如果能在一个方面有刻苦精进的精神，也许会有所成就，也不至于什么都是“半瓢水”.所幸在主体业务上还不太懒，“本报讯”不敢懈怠，否则连吃饭的本钱都没了。
但命运之神对我似乎特别眷顾，一路走来总遇到好人帮我。工作很顺，无论是在郑州，还是在北京、濮阳、信阳，都能得到领导赏识，都有几个铁杆兄弟死心塌地帮我。
在老家武穴，有一位兄弟人称老八。老八脾气暴躁，却有一个反差极大的名字：余良。1998年他来郑州找我，我们一见如故。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在我面前说一个“不”字。八弟重孝，把我的父母看作自己的父母，连他的妻子儿女都把我家的老人当作自家的老人。有一年父亲病了，被乡亲邻居送到医院，八弟闻讯赶到后，反客为主，千恩万谢，乡亲们都很感动。后来父母亲几次住院，都是八弟一手张罗，等我回去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八弟常对我说，大哥在外千万莫羡慕人家的钱财，老了回来，你兄弟有的是，我不想到那地方去看你。
我自己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很争气，这也是我的福份。我和老三的性格像父亲，而老二、老四、妹妹更像母亲。
我也认识一些“老大”,他们都和我一样，尽心尽力，但大多没有我这样的成就感，为啥？我的树一栽就活，而且很快成林，而他们的树成活率不高。好多次家里吃年饭，他们都举杯感谢我，而我真从内心感谢他们，是他们让我有成就感，也让我找到“老大”的感觉。
作者 | 胡巨成
整编 | 武穴新媒体中心
